关键词
点线面体；统分结合；社会工作；体系化；体制化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体制化和体系化的新阶段。党全面领导社会工作的政治目标，是建构群众工作新路径、社会服务新体系、基层治理新格局和社会文明新形态，这要求社会工作做好三个“统分结合”，在体制化和体系化的基础上推进渐进累积式社会建设的道路。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一、导 论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随后，各省、市、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成立。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生态系统向强生态系统转换（王思斌，2024a），解决了以往社会工作职能分散在多个党政部门产生的资源整合、联动协同方面的挑战，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张克，2023）。但是，当前党的社会工作也存在体制不顺、能力不强的问题（关信平，2024），需要应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文军、方淑敏，2024），回应基层治理中的多重诉求（孟亚男、林顺利，2024）。面对新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工作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治理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践演进的角度梳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及特征，推动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嵌入论”“转型论”“融合论”“国家社会工作论”“结构 – 行动论”等。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一是“嵌入论”。嵌入论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徐永祥（2009）最早使用“嵌入性”的概念来分析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政府部门的救灾系统开展服务。对“嵌入论”的概念内涵进行系统论述的是王思斌。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一文中，王思斌（2011）通过引入经济学中的嵌入概念来分析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简单而言，“嵌入”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原来的社会服务领域之中谋求发展”，或者“专业社会工作实际上是进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原有领地，前者嵌入后者之中”。这里所说的“原来的社会服务领域”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属于同一所指，即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从整体来看，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嵌入过程具有动态性、阶段性和时序性的特征，表现为从“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王思斌，2020）。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后，王思斌（2024b）指出社会工作要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既有、更有”的逻辑，对党的社会工作诸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结合性建构，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二是“转型论”。转型论最早由李迎生、方舒（2010）提出。这一观点的基本依据是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转型。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社会工作呈现出以政府包揽、单位承办、职业身份为标准的差序格局和非专业性的特征。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决策和行政能力趋于弱化；另一方面，众多的社会问题出现（李迎生、方舒，2010）。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社会工作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继而开始专业化的探索和尝试。张昱（2012）进一步拓宽了“转型论”的内涵。在他看来，在西方社会工作被引入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而且在 20 世纪初期社会工作在中国就得到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民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类似于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功能。基于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就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而是行政社会工作的转型。除了行政工作人员的转型，还包括社会福利制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转型。此外，“转型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实践策略，引入后现代性的批判话语，打破原有的结构主义决定论，以话语变革促进社会改变和意义建构。郭伟和（2021：99–104）将“转型社会工作”引入中国语境，一方面用以超越嵌入性与专业性的困境；另一方面，转型社会工作作为面向个体化的一种行动策略，通过对话性反思实践，促进服务对象改变。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三是“融合论”。李伟、张昱（2015）认为，在未来实践中，随着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社会工作长期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它们之间会最终走向融合，包括理念、价值、方法、技术等各个层面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理想状态是没有所谓的“行政”和“专业”之分，而是只有一种社会工作，两类社会工作界限模糊。首先，两类社会工作的合作建构是二者融合的前提。这种相互建构类似于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所说的“互构性演化”，即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不是相互冲突和排斥，而是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和建构。互构性演化包括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行政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坚持“用其所长、补其所短”的原则，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学习和借鉴行政社会工作的本土优势，而行政社会工作则是广泛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要素。其次，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二者进行融合的途径。本质上来说，行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二者的交融过程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基于此，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土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再造。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四是“国家社会工作论”。卫小将（2024）提出了国家社会工作的概念，指的是运用国家行政力量从整体上改善民生福祉的一系列专门的政策和行动的总和。国家社会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行政性、人民性、专业性和本土性于一体，始终强调“国家在场”。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决定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路径，西方的社会工作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则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制度赋能，从 1987 年将社会工作专业纳入本科教育开启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到 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再到 2023 年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将社会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每一次发展都有着国家的身影。国家社会工作不仅体现了社会工作具有的“福利政策传导性”的特点，也表明中国社会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需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回应中国社会面对的结构性挑战。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五是“结构 – 行动论”（何雪松，2019）。对社会工作实践发展逻辑的探讨离不开其背后的宏观结构。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是与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和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结构 – 行动”框架的提出得益于吉登斯（1998：60–64）结构化理论的启发。首先，结构化理论强调结构的二重性，即结构作为资源的同时又是限制性的，然而，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变动之过程中，行动者因此具有了转换能力，从而实现对结构性制约的突破。结构性制约倾向于认为结构的改变受到限定而不是任凭个人之主观能动性抑或自由意志扰动，这种“限定性”具有客观性。因此，行动者可以利用结构提供的机会对其进行改变，但同时也要明确地认识到这一机会存在限度。其次，当行动者意识到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和“规则”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就成为行动者中介，同时又成为行动之结果。一言以蔽之，结构与行动存在互构性。最后，将吉登斯抽象的结构化理论置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可以更加明晰地辨识结构和行动间的交互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受到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等多重因素重叠影响，产生了不断的变化。结构变动为行动带来新机会的同时，共同行动也孕育着新的结构。“结构 –行动论”主张社会工作发展是结构和专业行动者交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转型和市场改革催化着结构的不断变动，而这一变动带来的新问题远远超出原有结构所具有的处置能力，这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合适时机以专业行动展现自身能力，通过利用结构性机会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既往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总结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特点，所有的理论视角都涉及专业与政治的关联，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绕不开的议题。社会工作的发展毫无疑问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福利、社会治理等政治议题的一部分，涉及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论争，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与模式紧密关联，更要涉及在特定的语境中专业和职业的权利主张。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考虑到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性和建构性特征，我们需要从更宏观、更长时段的视野认识和反思，因此本文引入“点线面体”作为分析框架以考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空脉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社会工作发展体制化和体系化的新起点，是“体”的变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组织变革，在这一特定脉络下，我们需要采取统分结合的实践智慧处理专业与政治的关系调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文章源自小锋爱养老www.zhyl.net，禁止采集。小锋谈养老-https://www.zhyl.net/zhishi/372.html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点线面体”
潘光旦认为，点，是指社会的个体，社会生活既从个体出发，也以个体为归宿；线，是指“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面，是各种关系纵横交错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依存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体，是引入时间的概念，从动态的历史角度来考察社会（潘乃穆、潘乃和编，2000：258–261）。“点线面体”全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四个维度：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和历史的。
将“点线面体”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和实践行动的思路。那么，何为社会工作的“点线面体”？本文将其概括为“单点突破”“条线探索”“面上扩散”以及“整体推进”。这里的“点”不仅指社会工作者个体的行动子集，还包括一个个社工组织的专业行动；“线”，是点的集合，反映了以政府职能部门为轴主导构筑的多条社会工作专业线；“面”，纳入组织、社区、政策、舆论等宏观环境要素，通过资源对接、协作互动，实现多条线、众领域专业生态链的编织；“体”，是指历史脉络，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变革、结构转型、体制转轨以及政策改变紧密关联，专业实践体系的基本骨架亦在其中。为了进一步阐释这样的实践图景，本文选取了一些具有典型性和开拓性的案例予以说明。
（一）单点突破
任何一项创新都是从点上探索开始的。点是基本、基础，具有示范、突破和带动效应。如果忽视点的作用，那么基于“体”的结构论将失诸空疏。回顾历史发现，点上突破，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上海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职业化方面的探索具有引领性。1996 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为推进社区建设，推动公共意识形成，将新建小区罗山街道的公建配套设施改建成可供居民社交、娱乐、健身和享受的开放式社区公共场所。罗山市民会馆在管理运营制度上，由“政府委托、社团管理”，并创立拟市场激励机制，形成社区公共服务产业化管理制度（杨团，2001）。此外，以医务社工为例，1997 年，在政府支持和推动下，浦东最早将社会工作引入医疗行业；2000 年，上海东方医院成立全国首个医务社工部；2003 年，为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整合社工资源，承接政府与社会所赋予的各项社会服务职能，中国大陆第一家非营利的社会工作实务机构——上海乐群社工服务机构成立。乐群是社会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产物，是社会工作职业化比较早的制度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工作的“机构”传统。
灾害社会工作是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的灾害重建工作中兴起的。当时高校和社工机构对口支援，在四川建立了多个社会工作点位。以都江堰灾后社会工作站为例，社会工作机构在与当地政府建立长效沟通机制的基础上，通过项目化运作，以重建社会关系为抓手，深入灾民群体需求排查，有效衔接服务对象需求与专业服务供给。作为社会工作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示范领域，都江堰灾后社会工作在降低社会脆弱性和风险不确定性上贡献了专业力量，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条线探索
社会工作点与点的联结成线，通过试点创新和示范，先后在政法、医疗、民政等领域建立了机构和岗位，这为制度转化奠定了组织和人才基础
1. 政法系统
为预防和减少犯罪，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003 年上海市政法委通过专门的机构统一领导、管理和指导，推动建立自强、阳光、新航三大社团社会化运作，定向且长期购买禁毒、青少年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在全市的区县、镇街道、社区三级迅速铺开。三大社团由政法部门主导推动，借助行政合法性入驻社区，通过常态化购买和技术化管理，确保标准化、规范化的社会服务持续输入（何雪松、刘莉，2021）。同时，三大社团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站建设的最早形态。
2. 医疗系统
医务社会工作在岗位设置、人才教育、校医合作共建、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探索也在逐次推开（季庆英，2015）。2004 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首设由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担任主任的医院社会工作部；200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展医务社会工作；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各级医疗机构结合自身特点逐步招聘医务社工；同年，上海市医疗机构“三好一满意”和“医疗质量万里行”联合督查中将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纳入评价标准；2015 年，上海市医学会正式启动医务社工行业标准制定工作；2019 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印发的《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 年）》中，把医务社工纳入急需紧缺人才培养中；2020年，国内首个关于医务社会工作的地方标准《医务社会工作基本服务规范》（DB31/T 1205—2020）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2021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推动和健全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经过 20 余年的持续探索和全面推进，上海医务社会工作试点单位已涵盖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社会工作走向精专化并引领全国。
3. 民政系统
在中国，社会工作与民政是紧密联系的。民政工作是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门是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政府职能部门之一，在社会工作发展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发挥重要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民政部门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的恢复发展。1987 年召开的马甸会议是民政部组织动员和促进理论探索的系列行动开端，开启了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以及服务实践的专业化过程。
在政府主导、政策引领的推动下，社会工作在政法、医疗、民政等条线的实践探索与体制创新，取得了比较好的专业效果，得到了认可，亦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开。
（三）面上扩散
随着领域扩展和专业增效，社会工作发展超越条线范围，在条块有效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市域—县域—乡镇”连续统的空间拓展。不同结构发展单元的共同实践，加速了社会工作的全国性扩散。
1. 市域
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层面统筹社会工作制度化建设，能够立足科层优势、区域规划和财政、技术，突破资源分散的结构困境，实现层级连带、层级统筹、地域整合的联动实践。代表性的市域实践有深圳、广州和成都。
2007 年，《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深发〔2007〕18 号）印发，为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岗位、机制、资金保障等发展建构了制度框架。在此政策背景下，经历组织领导、宣传动员、制度建设、培育组织、开发购买岗位以及评估监管的建设历程，深圳采取“政府购买，民间运作”模式，由政府出资设置岗位、项目，并由政府主管部门、社工协会、香港督导、社工机构等构成多元评估框架，从而实现深圳社会工作的全面推进。与深圳模式强调政府的组织领导与市场竞争机制不同，广州以“家综”为突破口，形成综合与专项相衔接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2009 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借鉴香港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试点，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同时通过创新街道社区服务模式，推行“一队三中心”思路，继而催生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即在街道层面设置平台，以社区为基础，以家庭需求为导向，直接面向居民，由“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织承办、全程跟踪评估”，创新公共服务供给（胡杰成，2016）。而作为西部地区的成都，其社会工作发展特色显然不同于东部。首先，起源于灾害社会工作，四川省“社工人才百人计划”在突发性事件和灾后重建上得到国家和地方党政部门的认可，之后被纳入社会治理方案库和常规性政策方案中，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次，成都模式注重政策制度设计和创新的可持续性，提出“还权、赋能、归位”的创新理念，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政策的核心要素之一，夯实政策支持基础，建立财政激励保障机制。最后，专业发展定位于促进城市社会治理。2003 年至今，成都社会工作积极嵌入基层协商议事、社区公共财政、三社联动、社区营造、社区治理体系（吴晓林、谢伊云，2022），打造出了富有成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市域在应对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系统性，有能力解决社会工作建设中的部分结构性问题。深圳、广州和成都三者均在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方面走在前列，对于推进社会工作发展“机构化”和“制度化”具有重要影响。
2. 县域
县域因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单元。近年来，县域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日益倒逼模式提炼和理论提升，尤其是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涌现出诸如昆山、太仓、海宁等典型县域案例。以上表明，县域的社会工作发展在当下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中关系重大，需要高度重视其发展新态势。相较于经济发展，社会领域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发展难度较大，且发展指标难以衡量。社会工作如何引起并保持县政发展兴趣，通过何种方式和策略构筑社会工作发展高地，这些正在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现实议题亟待理论回应。
3. 乡镇
乡镇作为城乡之间的连续体，嵌含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果说市县两级结合具体情况，贯彻、落实上级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乡镇层面则更多是执行和落实政策，面对具体的“人”开展“实际社会工作”。随着社工站全面铺开与纵深推进，乡镇越来越成为地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沿阵地。
2021 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提出统筹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乡镇社工站初始模式来自于广东的“双百”社工模式。2017 年，广东省实施“双百”计划，2021年升级为“双百”工程，经过多年服务实践，已建成的乡镇社工站引领、辐射全省乃至全国。“双百”通过整合国家福利政策，兜底民生保障、推进社区发展、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以解决社会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专业性不强等问题。该模式由镇（街）直接聘用、省统一督导，搭建省—地市（县）—镇（街）三级工作网络体系，呈现资金来源多元化、社会工作本土化、督导培训专业化、服务发展专项化，以及管理手段信息化特征。“双百”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制度建设，在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建构中，确保政策实践和专业实践落地生根（张和清、廖其能等，2021）。除广东外，湖南省开展了社工站“禾计划”。“禾计划”以项目为依托，完善政策体系建设，加强标准化建设，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建设的基础作用，联动各类服务力量和公益资源，强调服务品质，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建立“五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工站从协助基层民政向社会服务平台转型升级。
从“双百”“禾计划”再到面向全国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进展不应该因为机构改革而延缓或停滞，部分地方比较好地延续了基层社工站这一创新实践。
（四）整体推进
体，是指整体。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历史与时代方位中的重大变革。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为宏观背景（王思斌主编，2006）。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脉络。组建党的社会工作部门，是党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组织变革，是从政治大局的高度对“社会领域”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兴领域发展迅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也面临全新的形势与任务，必须展现出新的担当与作为，特别是要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更好地凝聚和服务人民群众，从而筑牢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治理、服务、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理寓于服务之中，需要通过优质服务实现治理目标；同时，治理见诸发展之中，脱离服务、脱离发展的治理难以持久。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对于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李迎生，2021），这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整体推进的结构机会。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呈现出的“点线面体”发展态势，具有阶段性和建构性总体特征。从“单点突破”“条线探索”“面上扩散”到“整体推进”，这是专业不断适应并作用于政治语境的过程，专业与政治是密切关联的。
三、“统分结合”：社会工作发展的体制化与体系化
应该说，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组织变革，这样的变革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社会工作的专业追求需要在这一新的政治语境之中进行重塑与革新，重新审视专业与政治的关联尤为必要。党领导的社会工作始终肩负着全新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其政治目标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探索群众工作的新路径。社会工作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拓展服务空间，主动嵌入多样化群体的生活情境，持续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高度契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生动展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其二，构建社会服务的新体系。社会工作始终依托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价值理念，精准锚定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通过提供精细化的服务供给，推动社会服务向契合民众实际需求的方向深度转型，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力社会整体发展迈向新台阶。
其三，塑造基层治理的新格局。社会工作积极融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共同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激活基层治理的新动能与新效能，为新时代社会的长治久安筑牢根基。
其四，培育社会文明的新形态。社会工作始终致力于营造互助友爱、包容和谐、共享共富的社会风尚，深度挖掘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结合新时代的需求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全方位引领社会朝着更加文明、进步、和谐的方向阔步前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加强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妥善处理好三对关系：党的社会工作部门与党政部门、群团组织所领导的各领域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工作和全球社会工作的关系。这三对关系的处理，遵循的原则是“统分结合”。“统分结合”概念是杜润生同志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策略性表述，既尊重了基层改革的主动性，又在政治框架内确立了改革的合法性，其中包含了“分”与“统”的辩证关系，“合”则体现了中国人“合”的实践智慧。 社会工作的“统分结合”，不仅要发挥党全面领导社会工作的制度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调动党政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性，进而更好地为“中国之治”服务。
（一）三个“统分结合”
第一个统分结合体现在党的社会工作部门与党政群团领导的各领域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之中。2024 年 11 月，中央社会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党的社会工作部门全面领导社会工作，起到“统”的作用，“统”的内涵包括政治引领和体制融合。中央社工部要为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制定社会工作领域的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当前，党的社会工作部门要围绕完善工作制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要推动党政各部门、群团组织加大工作力度。譬如，在推动专门领域社会工作服务方面，社工部门要与政法、教育、卫生等部门联合，推动社会工作在重点领域的发展，如司法社工、学校社工、医务社工等。再如，从加强基层治理、强化基层社会服务的角度出发，作为党在城乡基层凝聚服务群众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即基层社工站建设，社会工作部要与民政部门共同推进，这样的创新举措让基层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不能因为机构改革而弱化基层社工站建设，而是要从大局出发，加强基层社会工作力量。
第二个统分结合体现在党领导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之中。社会工作部统领社会工作人才和社会工作政策，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专业人才要在这样的体制框架内发展。社会工作学科是社会工作优质发展的专业支撑之一，是新时代党领导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方向。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贴近人民的需求，利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服务和干预，服务有需要的人群，激发社会参与，促进社会团结，助力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升。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以及新兴就业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是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等地社会工作专业创新实践先行先试，生动展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在服务人民群众、缓解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社会工作实务部门和一线工作者对专业化有着强烈的需求。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希望教育界能够帮助他们提升专业化水平，以更好地凝聚和服务群众。一批接受过社会工作教育的工作者正成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业务骨干。广大社区工作者亦有着强烈的专业化倾向，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报考人数连年增长。党政机关、团体组织和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工作的专业职位招考岗位不断增加。社会工作的学术界和教育界要加强与社会工作的实务部门和一线的联系，做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要不断拓展学科边界、扩大专业领域、优化知识体系、强化专业技能，以适应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第三个统分结合体现在中国社会工作和全球社会工作的关系之中。世界各国都面临诸多的社会治理的难题、社会服务的痛点，因此，全球社会工作的交流互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知识、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立足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国式社会工作。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基层社会治理、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共同富裕，以及灾后重建等领域的作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应总结提炼这方面的经验，形成辨识性概念和创新性理论，为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当前，传统西方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理论已无法回应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专业的期待。因此，社会工作亟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由此，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既有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原则、知识和方法，又有基于国情和中国智慧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构成新时代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现阶段，要站稳中国立场，以“我”为主，聚焦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实现知识的统合。
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统”的合力和“分”的活力，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体制融合、专业结合和知识统合。进而，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统分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体制化与体系化。
（二）体制化与体系化
社会工作的“体制化”是指社会工作融入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一是加强政治领导。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社会治理和凝聚服务群众的重要制度安排。这意味着要将社会工作置于发展大局中去谋划部署推动，并以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二是强化财政保障。财政保障是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社会工作政策的关键所在，要将社会工作全面纳入公共预算，设立专项基金，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项目落地实施，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和新兴群体的需求，体现党和政府在保障民生、促进公平正义与社会团结方面的责任担当。三是加强机制支撑。当前，要更好发挥社会工作部门的统筹作用，加强与不同条线的业务对接，加快形成高效推进工作的跨部门多层次联动协同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领导和动员机制；健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志愿者队伍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社会工作的体制化体现的是专业与政治的融合，是多重关系、资源和力量的组合与配置。体制化要求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断提升社会工作的体制能力，即与体制进行连接、对话、沟通，然后推动改变的能力。
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具有体系化思维。推进社会工作服务的“体系化”，就是要在条块协同的基础上做好综合与专精服务的结合，特别是要建设一批深植于特定服务领域的社工机构。“综合”“精专”与组织管理和服务内容相关：由“块”主导和管理的，倾向于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和基础性服务，面向基层社会、覆盖面广；由“条线”负责和管理的，主要面向特定的群体和问题，“精专”的服务方法、技术更有竞争力，覆盖面窄一些。“精专”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传统优势，而社会工作的快速扩张需要更好展现综合服务能力，二者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而非对立，都一体化于社会工作的体系化建设。这就要求党政各部门、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社工机构之间、社工机构与社工站点之间进行有效联结和资源整合。社会工作服务的体系化有助于强化社会工作的体系角色。体系角色的实现意味着社会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可见的结构位置，不再是可有可无、临时性、辅助性的参与力量，而是必不可少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要角色。政治结构的窗口已经打开，社会工作专业人士需要在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提升和体系化建设之中凸显专业优势。
四、结 语
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呈现出“点线面体”递进格局。从单点突破为示范、不断推进条线探索，从上至下延伸出民政系统、医疗教育、就业援助、矫治帮教、信访维稳、应急处置、心理卫生等多条社会工作线，再到社会工作部的成立，这为体制化和体系化提供了新的起点。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积极介入、集体行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何雪松，2019），是专业在政治脉络之中依凭“位势”（王思斌，2024a）而兴起的。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是“体”的构建，即如何在统分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体制化和体系化建设，专业在新的政治语境中需要调适，以更好地凸显专业优势。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党领导下的渐进式的、累积式的发展，坚持的是积极稳妥与有序推进的发展理念。首先，考虑到社会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边实践边调整，实现渐进累积式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亦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可行路径。其次，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要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政治文化脉络结合，融入发展大局，立足地方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需求，创新体制机制。地方的创新实践为全国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累积基础。最后，渐进累积式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服务凝聚群众，激发社会活力，强化社会连接，加强社会团结的政治动员与整合，是探索建构新型的党社、政社和党群关系。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创新，社会建设的基本体制机制才能够更加定型、更加成熟。
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政治语境，社会工作要在渐进累积式社会建设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此，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应突破既定框架，以建设新型社会工作学为目标：社会工作学是融政治、科学、艺术于一体的实践性社会科学。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